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的作者是原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的外甥、第七十六军副军长黄剑夫之子黄济人——为了写好这本书1号配资，黄济人采访了大量特赦蒋军，就连一向不喜欢被打扰的黄维，也在被黄济人的诚意感动后提供了大量资讯。
我们可以把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看成报告文学，也可以将其视作进行了艺术加工的访谈录——那些颇具风趣幽默感的艺术加工，也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，我们细看特赦将领黄维、文强、李以劻、沈醉等人的回忆录，也能跟黄济人的描述对上号，比如关于“功德林吃将”的描述，文强和黄维、沈醉都写了。
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评选出的三大“吃将”，一个能吃八块油饼，一个能吃十四个肉包子，一个用洗脸盆盛面条，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理解：这些功德林“学员”文官都在厅长以上，武官都在少将以上（只有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是例外），被俘前锦衣玉食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，怎么到了功德林忽然胃口大开，比搬砖的力工还能吃？
有这样的疑问，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，买肉都不愿意买肥的，饭碗也逐渐变小，在二十年前，吃饭吃面用的大海碗，几乎没有多少家庭会配备了。
黄济人在采访过程中为“吃将”的饭量震惊，黄维在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却有些“幸福和感激的自豪”——他给老蒋卖命的时候落了一身病，在功德林治好后也是胃口大开：“粮食虽然也定量，每月四十五斤，但是亏空了另外可以报销，等于不定量。有些年轻的很能吃，我那时也很能吃，大馒头一顿要吃四个。”
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顿能吃四个大馒头1号配资，在功德林根本就排不上号，但是他大病初愈就能有如此饭量，也足以击败看这篇稿子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了——笔者现在一两一个的馒头，每顿也只能吃一个，而四五十年前北方食堂的馒头，一个二两，而且是干面粉的重量，水是不算的。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北京，那是不折不扣的北方，北方的三两水饺、二两馒头，都是按干面粉计算，四个大馒头蒸出来总有一斤多。
据黄维回忆，当年功德林为了给他们治病，那可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：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，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，都得靠苏联进口，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，而英、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，却又对我们封锁，于是公安部卫生机构只能专门派人到香港、澳门购买，就是这些高价格高质量的药品，救了黄维、杜聿明、康泽、文强、杜建时、范汉杰、徐远举等人的性命。
黄维在列出“病号”名单后还感叹：“这些人都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，他们都和我一样，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。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，经济力量毕竟有限，即使典当一空，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。”
老蒋把部下往死里压榨，只要有一口气就得上战场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聿明：当年杜聿明腰椎结核已经严重到坐不直，要在后腰上塞一个垫子才能撑住，但还是辽沈淮海两头跑，要不是在陈官庄被俘，在老蒋手下是绝对活不到七十七岁的。
功德林里走出了不少“长寿将军”，其中杨伯涛、郑庭笈九十一岁，文强、曾扩情九十四岁，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感叹：“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，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，还在活。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，我感觉非常圆满1号配资，感觉越活越有意义，我还有充沛的精力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
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，承认自己很能吃，但跟其他同学相比，还是望尘莫及：“最著名的‘吃将’，一顿午餐能吃二两一个的馒头八九个；早餐油饼八张、三碗豆浆；晚饭十四个肉包子或十三个糖包子，吃面条用小脸盆盛，简直骇人听闻，我这个中等的，最大的量也不过五六个包子。”
文强没好意思点出那三位“吃将”的姓名，黄济人却没有那么多顾虑，因为其中有一个是他舅舅：“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严翌早餐可以吃八块油饼外加三碗豆浆；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午饭可以吃十三个糖包子或十四个肉包子；邱行湘晚饭则干脆用中号洗脸盆盛面条……于是除去老弱病残，这里的将军们谁不是心宽体胖、膀大腰粗？”
文强分析出了这些将军们如此“能吃”的主要原因：大家不再担心在战场上朝夕不保，而且炊事员尽心尽力，再加上学员们除了上课，还自己动手养猪养兔种菜种葡萄，适量的体力劳动增强了大家的食欲：“不论主食副食，花样总是变化无穷，无怪大肚汉们笑逐颜开了。”
我们在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中看到黄维和康泽都很不合群，以文强为历史原型的刘安国更是不停惹事，那还真不完全符合史实，起码文强就没有那么刁钻顽固，他还担任了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文艺专栏主编，沈醉、徐远举、黄维写诗，也得经他“审阅”，只不过文强的审核标准很宽松，表示“文责自负”，从不“毙稿”，看来当年的功德林《新生园地》，比现在很多平台人性化多了。
功德林里的将军们每天忙忙碌碌心情愉快，自然胃口大开，沈醉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的描述更为有趣：“由我分配菜饭时，李仙洲便提醒我，他是有名的大肚皮；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，我的饭量也不小。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，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。我三碗，他也三碗。当时分菜，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块，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，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。”
沈醉“使诈”跟李仙洲吃成平手，等到吃面食的时候，沈醉就心服口服了：李仙洲这位王耀武都要叫一声“老大哥”的黄埔一期中将，二两的馒头能吃六七个，吃面条面片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，肉包子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，超过沈醉四分之一，也就是说“年轻力壮”的沈醉一顿也“只能”吃七八个。
李仙洲赢了沈醉，却还排不进“吃将”前三名，这里我们还真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的出生日期：李仙洲生于1894年6月17日，1947年在莱芜战役中被俘时已经五十三岁；沈醉生于1914年6月3日，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被捉时才三十五岁；杜聿明和黄维都是1904年的，王耀武比他们大两岁，文强比他们小三岁，这些人被俘时，也就是四十多点，现在还算中青年。
文强说功德林公认的这三大“吃将”饭量“简直骇人听闻”，可能是他还没有见过真正饭量大的，笔者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动力车间主任一顿就曾吃过二十二个包子。
工厂食堂的包子是韭菜馅的，里面也没有多少油水，所以或许还不如功德林吃将的肉包子顶事，但销售科的力工们，却能一顿煮一斤干挂面，外加二斤猪头肉，装满满三大饭盒，用不上十分钟就全部吞掉，然后又去“装车皮”——一节火车车厢，九百或一千二百袋（每袋一百三十斤）豆粕，五六个人两小时装完，一袋一块钱，而我们当年的行政人员工资每月才四百块钱左右，他们挣得多，也吃得多，吃得好。
功德林“吃将”的饭量当然不能跟装卸工相比，而且还会让我们想起形容无用将军的四字成语——那个成语大家都能想到，笔者也学文强，就不明说了，最后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您见过或听过的大肚汉中，有多少能跟功德林“吃将”并驱争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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